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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改革—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總開關

瀏覽次數: 日期:2018-09-14 15:44:20

       改革開發40年,中國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勞動力資源密集、人工成本低、環境成本低)所帶來的競爭優勢,快速成為世界制造中心,從一窮二白的國家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年來,國內勞動力成本快速增長,環境治理成本明顯上升,高體制成本(高稅負、高房價、高融資成本、高社保)壓力巨大,加之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嚴重阻礙了中國產業向高端和高科技的轉型升級,今年爆發的中美貿易摩擦更是雪上加霜。當前,中國經濟要想走出困境,必須著眼于鼓勵科技創新,實現產業轉型升級。最有效的舉措就是大幅降低增值稅,讓有能力創造價值的技術創新公司獲得足夠的利潤,讓社會資本和風險投資看到投資高科技的利好,讓中國龐大的科技人才紅利得以充分釋放,從而形成“企業—資本—人才”的良性互動。中國增值稅改革,是中國實體經濟成功轉型的“總開關”。

 

中國實體經濟形勢嚴峻----“五面楚歌”

 

       改革開發初期,中國憑借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對接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在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時,也對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工成本和體制成本增加,中國制造業越來越失去其競爭力優勢,實體經濟面臨“五面楚歌”:
       一是勞動力成本增加。1997年以來,中國實際工資年增長率平均超過10%,而發達國家工資增長率只有2-3%。因此,對于企業發展來說,人工成本逐年上升,是必須面對的現實,且這一趨勢不可更改。
       二是環境成本增加。“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中國政府對環境治理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環保監管力度逐年增大。因此,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必須加大對環境治理的投入,環境成本增加不可避免。
       三是房地產泡沫嚴重擠壓實體經濟。與實體經濟萎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連年高燒不退的高房價,本應是一種日用消費品的住房,卻成為資本逐利的投資品。高昂的房價讓企業員工承擔巨大生活壓力,不僅推高了企業用工成本。而且讓中國人失去勤勞致富的傳統美德,讓年輕人對社會和未來失去信心和耐心?;蔚姆績r讓年輕人很難憑借自己的努力在城市安居樂業,從而導致員工浮躁、跳槽頻繁。中國企業每年流動率高達25%以上。對于高科技企業來說,突破核心技術必須依賴高素質人才長時間的潛心攻關,過于頻繁的員工流動勢必大幅度增加企業成本并影響企業核心技術突破。同時,房地產泡沫造成整個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投機之風盛行。
       四是企業融資成本大。中國企業融資成本在銀行是6.6% ,如果是非銀行金融則高達10.9%。美國企業貸款成本基本上只有中國的一半。而且,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很難從中國的銀行貸到款。
       五是企業稅負重。中國同時征收增值稅和所得稅,是世界上稅負最重的國家之一。企業銷售收入扣除原材料成本后,首先要上繳17%增值稅(現在改為16%),然后再扣除包括人工成本、管理成本、銷售成本后的所有成本,對獲得的差值也就是利潤再上繳25%所得稅(如果是高科技企業所得稅降為15%)。企業交完所得稅后,股東分紅,又按20%個稅征收;員工工資3500元以上的按個稅不同階梯又征稅(今年10月起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五險一金”為工資總額的40%左右。
        
“五面楚歌”,危機重重,突破重圍,路在何方?
        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個企業面臨的都不僅僅是國內競爭,而是來自全球范圍內的競爭??萍际堑谝簧a力,國家競爭力首先體現在科技實力,體現在核心技術及制造成本優勢。發達國家往往是憑借其對核心技術的壟斷獲取高額利潤,從而在高端產業擁有絕對的優勢,在產業上擁有話語權。中興事件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而發展中國家往往是依賴低端制造業,其核心競爭力是制造成本優勢。只有實現從低端制造業向高端產業的轉型升級,中國經濟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低迷與困頓。而要實現轉型升級,就必須通過政策引導,下決心進行增值稅改革,把資源分配到對全球競爭和國家發展有利的高端制造業等高科技企業,培養更多掌握核心技術和關鍵材料制造的“隱形冠軍”,帶動中國產業健康持久發展,徹底扭轉被發達國家卡脖子的被動局面,實現實體經濟的“轉危為安”。

 

增值稅——中國高科技企業不堪承受之重

 

       高科技企業擁有核心競爭力,產品附加值高,低端制造業企業從事技術含量低的簡單加工制造,產品附加值低。而增值稅是按照企業產品的增加值征收,并不管這個增值過程企業花了多少人力成本、冒了多大風險、投入多少資金、研發多長時間、攻克多么領先的技術,一律17%(現為16%)。因此增值稅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稅制,尤其是對高科技企業。增值稅不鼓勵為社會創造價值的企業,且對于創造價值越高的高科技企業,懲罰的力度越大。我們首先通過一個簡單的圖表來說明。(單位:元人民幣)

 

 

       兩家企業產值相同,但增值不同:企業A產品從價值20萬提升到100萬,為社會創造價值80萬元,支付員工更多工資(70萬元),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而企業B 生產的產品價值只增加30萬元,支付員工成本僅20萬元。企業A為社會創造價值遠高于企業B,但是按照中國的增值稅政策,結果卻是企業A虧損,而企業B則盈利。假設企業是在美國,由于美國沒有增值稅只有所得稅,企業A和 B 都有稅前利潤10萬元人民幣。
可見,中國的增值稅政策不是鼓勵企業為社會創造更高的價值和財富,而是鼓勵企業去做低端組裝行業、去當沒有技術含量的搬運工。對于高科技企業,增值稅就更加凸顯其不公平性。在此,我想再通過一家中國高科技企業的真實稅負情況,來說明中國高科技企業承擔的稅負有多重。
        該公司是從事先進材料研發制造的高科技企業,每年研發投入超過銷售收入20%以上,很多技術和產品都是經過8-10年潛心研發而成,企業擁有多項國內外專利和自主核心技術,產品技術難度大,附加值高,是生物制藥、電子等多個產業的關鍵材料,而且這些產品以前完全受控于發達國家少數公司。這家公司開發出世界領先的產業化技術,一舉打破了國外的長期壟斷,為中國相關產業大幅度降低成本并保障中國產業關鍵材料的供應安全做出顯著貢獻??梢哉f這家企業掙的所有錢,都是實現進口替代之前,中國企業只能交給國外公司且價格還要加倍。按說這樣的企業是中國政府應該鼓勵并大力支持的??蓪嶋H情況卻是,中國的稅收制度非常不利于這樣企業的快速發展。下面用一組數據(為保密起見,相關數據都乘以一個固定系數)來說明。
        該公司某年度稅后銷售收入11000萬元,上繳所得稅和增值稅超過2000萬元,占銷售收入18%以上,增值稅占收入的11%;“五險一金”和個人所得稅近2000萬元,占總收入18%;公司給員工支付工資及社保5200萬元,員工實際到手3200萬人民幣,公司上交給國家的社保和各種稅費高達4000萬元;公司為了保持技術的先進性每年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20%,剩下的還需要支付原材料、儀器及廠房等其它各種費用。該公司潛心研發十幾年做出真正世界領先的產品,結果由于過高的稅負,剩余利潤跟普通制造企業也差不多。假設這家公司是在美國,按公司凈利潤率30%來計算,公司銷售收入11000萬元,稅前利潤3300萬元,美國現在所得稅是20%(原來35%),沒有增值稅,所以公司只要交660萬元的稅,遠低于在中國的2000萬元的稅。
       不比不知道,中國高科技企業所承擔的稅負竟然是美國的3倍以上,社保和公積金比例也比美國高很多。中國高科技基礎本來就比美國弱,技術創新環境也比美國差很多,因此在中國,企業要做技術創新本來就很艱難,成功概率比美國低,冒的風險比美國大??捎捎谠鲋刀惖脑?,中國高科技企業即使成功了也很難獲得應有的回報,再加上知識產權保護難,因而從根本上打擊了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動力和積極性,絕大多數公司寧愿從國外購買關鍵材料、關鍵部件來組裝,而不愿意投入核心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從這個角度看,中興事件的發生,在所難免。
       中國近年來雖然密集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創新驅動、攻克核心技術的政策措施,然而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高科技企業所承擔的最沉重的稅負主要來自于增值稅而不是所得稅。從鼓勵創新、激勵產業轉型升級的角度來看,政府應該給高科技企業減輕增值稅而不是所得稅,因為所得稅是按扣除所有成本后的利潤征稅,所有企業都應該執行同一個稅率,也就是企業利潤越多,上繳所得稅應該越多,這是公平的。真正制約高科技企業發展的,是極不合理、極不公平的增值稅制度!增值稅不僅嚴重扼殺了高科技企業的原創和研發熱情,而且嚴重影響了資本助力實體經濟的趨利選擇,嚴重破壞了高端產業良性發展的經濟生態。

 

增值稅政策滯后于中國經濟發展新時代

 

 

       中國自1979年開始試行增值稅,1984年和1993年進行過兩次重要改革;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稅全部由生產型改為消費型;自2016年5月1日起,營業稅全部改為增值稅;今年8月14日,《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的通知》要求,由財政部和稅務總局負責,研究進一步深化增值稅改革方案??梢娫鲋刀惐旧砭褪且粋€特殊時期的產物,是適合當時低端制造業快速成長的一種制度設計,且在實施過程中隨著經濟形勢的新變化新要求,不斷地進行調整和修訂。
       增值稅的歷史局限性。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實體經濟以從事加工型的低端產業為主,原材料成本占比高,人員工資低,企業研發投入少,產品附加值低,薄利多銷,因此抵扣多,需要上繳的增值稅費相對低,增值稅負對企業的影響相對小。而且早期由于征稅手段和技術不完善,國家采用增值稅銷項抵扣的設計便于征稅,是一種效率高、便于管理的稅制選擇。近年來,隨著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企業的研發投入、人工成本等非原料成本越來越高。高科技企業在進行核心技術研發和進口替代產品商業化過程中,一是投入研發資金多;二是需要聘請高素質人才多;三是研發時間長,面臨研發失敗的概率大;四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被剽竊被仿冒風險高;五是市場推廣難,需要打破國外產品的長期壟斷,改變國內廠家的使用“慣性”和“惰性”??墒前凑罩袊F行的增值稅抵扣方式,這些高額的成本不但無法抵扣,還要作為增值基數繳納17%的稅(現在16%)!可謂不合理。
       高科技企業的增值怪圈。高科技企業為了保持技術和產品的先進性,為了與世界領先的科技公司競爭,需要長時間投入大量的研發。特別是新材料從研究發現到成熟應用是個漫長的過程,周期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然而,增值稅政策卻將高科技企業拖入一個“怪圈”——越是高科技企業,技術研發投入越多,創新能力越強,產品增值越高,原材料成本越低,相應承擔的增值稅負也就越高。因此只在稅負這一層面上,中國高科技企業就遠遠輸給美國高科技企業??芍^不公平!
       增值稅政策與國家鼓勵技術創新政策相悖。眾所周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由于技術壁壘高,附加值也一定高。一般來說,高科技企業對原材料的依附度低,能夠抵扣的成本少,而進行技術創新往往研發投入高、周期長、風險大,失敗率高達80%以上。即使企業好不容易實現技術突破,實現了產品核心價值提升,卻需要為辛辛苦苦創造的增加值“買單”,這就使得中國高科技企業的盈利能力大打折扣,無法獲取足夠的利潤確保投入更多的研發資金,招聘更多的科技人才,研發更多的新產品和新技術,在更大范圍和更廣深度實現進口替換。同時,企業即使有錢也不愿意投入技術研發開發新產品而是投入房地產、資本運作等短平快的投機項目,造成實體經濟缺乏發展后勁。
       增值稅政策讓資本對高科技企業“退避三舍”。美國之所以會引領世界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一方面是因為整個社會具有尊重科技創新的精神,從而吸引了全世界優秀的科技人才匯集,另一方面是比較合理的稅收政策的引領作用,保障從事高科技成果轉化一旦成功就能獲得巨大回報,因此即使高科技產品研發在美國也是高風險、高投入、長周期的過程,還是有大量的民間資本和風險基金愿意投入高科技創新創業。從資本市場上可以看出,美國擁有最大市值的企業基本上都是高科技企業。而中國增值稅的不合理,剝奪了高科技企業應有的利潤,再加上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夠等原因,形成投資高科技企業不但要冒巨大的風險,而且即使成功了回報也少的尷尬局面,從而嚴重阻礙了風險投資的熱情,因此,中國雖然有大量的風險投資資金,卻少有風險投資愿意把錢投給高科技創業前期,而是紛紛投向掙快錢的行業,如房市、股市等。
       增值稅屬重復征收。中國同時征收增值稅和所得稅其實就是重復交稅,甚至是重復多次征稅。企業銷售收入扣除原材料成本后先要上繳17%(現在16%)增值稅,然后再扣除包括人工成本、管理成本、銷售成本后的所有成本,對獲得的差值也就是利潤再上繳25%所得稅(如果是高科技企業所得稅降為15%)。簡單來說,對企業增值部分征稅,實際就是對資本凈利潤、研發投入、設備更新、勞動工資和“五險一金”的征稅;企業所得稅征收,是在征了增值稅之后,對扣除企業增值稅后的利潤又征了25%的所得稅率;股東分紅,又按20%個稅征收,等等。如此層層疊疊,反復征稅,使得企業不堪重負。

 

增值稅改革--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總開關

 

 

       技術創新是國家強大的根本,也最能體現國家實力和競爭力。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實現轉型升級,在創造出更多社會財富的同時也能實現企業財富的同步提升,這才是實體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只有當為社會創造高價值產品的企業能夠賺錢,實體經濟才有底氣和活力。而中國的增值稅政策,實際上把企業由于技術創新帶來的產品增值優勢抹殺殆盡。毫不夸張的說,中國現有的增值稅政策,讓企業不堪重負、造成社會不公、阻礙技術創新、懲罰為社會創造價值的高科技企業,已成為國家經濟轉型的最大障礙,且是導致金融脫實向虛、房產泡沫虛高、社會風氣浮躁投機的根源之一。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增值稅改革,是解開當前中國經濟困局的“總開關”。
       中國經濟下半年面臨“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嚴峻態勢,如果實體經濟不轉型升級,勞動力和體制成本又居高不下,企業必然沒有競爭力,只能等死;而企業如果積極的轉型升級,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財力做技術攻關,現有的增值稅政策又使得企業拿不到應得的利潤,投入產出失衡,只能找死。通過大幅降低增值稅,讓技術創新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讓那些擁有核心競爭力的高科技企業能夠賺到錢,成為創造財富的“示范高地”,才能一舉打開遏制實體經濟良性循環的通道:給資本正確的出路,流向該去的地方——引領資本流向實體經濟,讓風險投資和社會資本愿意投資高科技創新創業,遏制住資本的“病態流動”和“投機炒作”;給人才奮斗的價值,留在創新的崗位——引領更多的理工科人才愿意留在國內從事技術創新,愿意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埋頭鉆研,愿意把從事科技創新創業作為自己的事業和追求,遏制住人才外流和人才流失。具體來說,增值稅改革能夠引發“八大利好”
        一是推動高端制造業快速發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軟件行業。軟件行業主要是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幾乎為零。如果用17%增值稅的方式去征,稅負相當重。中國軟件行業無法與國外競爭。因此國家2011年即出臺規定,“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行開發生產的軟件產品,按17%稅率征收增值稅后,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實行即征即退政策”,從此中國軟件企業輕裝上陣,逐漸擁有了與國外企業競爭的優勢。2014年國家又把生物制藥、芯片制造產業增值稅下調到3%,相關行業迅速發展壯大??梢?,國家也意識到改革增值稅政策對促進高端產業發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實際上,中國目前很多產業受制于人都是因為關鍵材料缺乏,今年8月《科技日報》發布的我國35項卡脖子技術,大多是先進材料和精密加工技術。而核心材料技術突破和成果轉化難度并不亞于芯片、軟件等行業,例如生物制藥行業使用的分離層析微球色譜填料就被譽為色譜“芯”。遺憾的是,這些先進材料制造企業,卻不能享受軟件產業的增值稅優惠,仍然與普通制造加工企業一樣,在高額的增值稅下負重前行。降低增值稅,助力這些高端制造企業輕裝上陣,才能突破中國戰略性產業的關鍵材料和部件被人卡脖子的重圍,避免更多中興事件的發生。
       二是引領風險投資和社會資本回歸實體經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形成大量民間資本。由于做實業的企業利潤日漸微薄,民間資本、風險投資紛紛逃離實體經濟,轉向炒房、炒股、炒棉花、炒大蒜等,“開工廠不如買房子”,甚至有些企業老板寧可把從銀行拿到的高利息貸款,去投資房地產而不是擴大企業生產。降低增值稅,真正為企業減負,能夠迅速恢復實體經濟獲利能力,成為新的“投資藍海”,成為各類資本新的投資熱點,既能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又能夠逐漸消減房地產泡沫,讓資本走上回歸實體經濟的正軌。
       三是提振資本市場。經濟有困難時國家放水以前期恢復實體經濟,放水的資金本來是應該流入實體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但資本都是逐利的,由于看不到實業的利潤,往往不是流向應有的實體經濟,而是流向本就是泡沫的房市,畸形的房價又反過來進一步擠壓實體經濟。如果國家把增值稅降下來,讓資本看到投資高科技企業的利好,看到投資科技成果轉化的公司長期、穩定的高額回報,具有敏銳嗅覺的資金一定會主動流向高端實業,把高科技企業的市值做上去,提振股市底氣和信心。
       四是做實做好供給側改革。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化供給側改革,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通過增值稅改革,首先惠及的是產品附加值高、為國家創造價值大、競爭力強的企業。把資金和資源留在這些擁有關鍵技術與核心競爭力,在國際上有領先優勢,滿足市場多元需求的優質企業,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長期停留在低端制造業水平的現狀,為社會提供更多高質量、高水平的產品,優化供給側結構,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五是增強進口替換。長期以來,中國低端產能過剩,而高端產能嚴重不足,從而造成國內外消費市場冰火兩重天,國內消費不足,而國人到國外購買高端技術產品甚至是奢侈品,卻是購買力十足,“中國土豪”讓世界側目。增值稅改革,能夠讓優質的企業有更多的資金投入研發和擴大再生產,以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更加豐富和高端的市場需求,實現進口替換。
       六是留得住國際資本。近年來外商來華投資的優惠政策優勢不再,中國勞動力成本大幅度提升,稅收和社保成本不堪重負,再加上美國減稅釋放出讓制造業回歸的強烈信號,已經有相當多的外資在撤離中國,例如富士康到美國辦廠,蘋果也把海外數千億美金的資產轉回美國。中國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無法更改,但降低增值稅,可以讓有技術優勢的外資企業增加利潤,重振信心,留在中國繼續發展。
       七是充分發揮中國科技人才的紅利。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發展,以往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已無法與東南亞等國家相抗衡,看似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但細分起來,消失的僅僅是從事低端制造業的簡單勞動力優勢??萍紕撔潞彤a業轉型需要的科技人才紅利,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釋放,而這正是中國現階段擁有的巨大人口紅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培養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2000年至2014年期間,中國理工科本科畢業生數量從每年35.9萬人左右增加到165萬人,同一時期,美國理工科本科畢業生的數量從48.3萬人增至74.2萬人。目前中國擁有370多萬全職科研人員,培養了大量的理工科人才,又有政府強大的科研投入,發表的學術文章數量已位居世界首位??上У氖?,由于中國企業作為產業主體缺乏足夠的技術創新能力和動力,一方面無法有效承接中國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無法承接大量的技術人才。另一方面,中國增值稅政策使得企業和資本都缺乏動力去支持科技創新創業。降低增值稅,在激活企業大力技術創新的同時,能夠有效帶動科技人才的價值實現,讓優秀的技術人員能夠通過努力,為自己及家人增加財富,實現技術人才 “身價”的提升,讓科學家和科研人員在社會上獲得尊重,徹底改變當前從事科技工作的人員不能獲得足夠的回報、承受巨大的生活壓力、看不到奮斗希望的局面,吸引更多更優秀的科技人才沉下心來做技術創新,而不是轉行去做投資、金融、房地產,使科技人口紅利得到充分而正向的釋放。
       八是凈化社會風氣。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社會整體浮躁、好大喜功,輕實干重投機、輕科技重取巧、輕人才重金錢。年輕人不以從事科學研究為榮,而是沉溺于淺薄的感官享受,向往一夜暴富,缺乏艱苦奮斗的精神和腳踏實地的耐性;資本熱衷于金融投機、商業運作,虛擬經濟盛行,賺快錢大行其道,對長時間、高風險、低回報的高科技創新行業,缺乏投資興趣;企業不是把經營重點放在提升競爭力上,而是在偷稅漏稅上做手腳,誠實守信和依法納稅的企業反而舉步維艱。降低增值稅,實現高科技企業和高科技人才的財富積累和價值實現,能夠在全社會樹立起尊重科學、鼓勵創新、重視人才的良好氛圍,實現社會風氣的全面好轉。

 

關于增值稅改革的擔心

 

 

       增值稅改革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利國利民。大幅度降低增值稅難以推動的最主要原因,是有相當一部分人擔心取消或者降低增值稅會大幅度降低國家收入,無法支撐起中國龐大的政府開支。
       首先在困難時期,政府瘦身,降低體制成本一直是改革的共識。其次,增值稅不一定會降低國家稅收收入,即使是短期的。特朗普在實施減稅之前也有不少反對聲音,最大理由就是國家收入會大幅度減少,增加國家財政赤字。美國把企業所得稅從35%減到20%,降幅不可謂不大,可是事實卻讓人大跌眼鏡。此舉使美國GDP增長達到了4%,就業率創20年新高,股市連續創新高,大量資本回歸,制造業回歸。
       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從短期來看,增值稅改革可以在短時間增加企業活力,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資金用于創新,提供更多更好的優質優勢產品,在國際上具有更強的競爭力,稅基將大幅增加。從長期看,增值稅改革使得企業自有財富增加,可以提高員工收入,聘用更多人才,擴大就業,拉動消費,形成良性循環。而且降低不合理的稅收,會有更多企業愿意合法合規交稅。同時,政府也可以利用現代技術更有效遏制偷稅漏稅,納稅更加高效透明,創造出更加公平的商業環境,通過更加嚴格的監管,堵住稅收漏洞,大幅度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如去年國家GDP增長6.7%,可稅收入增長卻高達15%以上,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營改增堵住了部分稅收漏洞。

 

增值稅改革,刻不容緩

 

 

       毋庸諱言,中國經濟正面臨內外交困,對外,前有發達國家技術壁壘擋道,后有勞動力更加廉價的東南亞國家在競爭;對內,高稅收、高房價、高額貸款利息幾乎抽干了實業的血,經濟嚴重下滑。如果再不啟動增值稅改革這個“總開關”,讓高科技企業煥發內生動力,成為實體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恢復中國經濟自我“造血”功能,將導致中國經濟徹底失去“元氣”,喪失擺脫困境、振奮前行的機會。如果等到實體經濟進一步萎縮,大量高科技企業逃離中國,大批資本回流美國,到那時,“管道”堵塞,“開關”失靈,中國經濟恐怕已是無力回天。當然,如果全面降低增值稅的改革阻力大,建議可以先從高科技企業開始試行。
       一是擴大增值稅優惠政策范圍。建議國家在對軟件,生物制藥及芯片產業實施增值稅改革試驗成功的基礎上,對依靠技術創新為社會創造價值,增強國家產業的競爭力及國家實力的高科技企業。比如說從事關鍵材料研發制造的高科技企業,一律實施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實行即征即退政策。如果成功可以把這一政策推廣到跟多的實體企業。
       二是把社保費率降一半,同時采取有效措施,確保所有企業能夠按國家規定的社保費率足額按時上交,這樣既能保障國家社保的收入,也能創造出一個更加公平的環境。
       三是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使個人所得稅與國家當前物價水平相適應,切實降低企業用工成本,提升消費能力。(很高興看到,全國人大8月29日通過修改個人所得稅法案的決定草案,決定從2018年10月起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月。)
       增值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撬動難以撼動的體制成本,讓為社會創造財富和價值的高科技企業憑借技術優勢獲得應得的利潤,激發技術創新的動力;讓高科技人才憑借自身努力獲得應得的報酬,堅定勵精圖治的信心;讓資本憑借投資科技成果轉化獲得高額回報,形成高科技創新創業有利可圖的投資導向。整個社會才會回歸本性,實體經濟才能強基固本,形成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
中國人向來聰明勤快,吃苦耐勞,給一點陽光就能咬緊牙關迎來燦爛。只要我們清醒地認清現實,痛下決心,把增值稅真正降下來,給政府瘦身,為企業減負,中國實業就一定可以走出低谷,滿血復活。

 

作者簡介

 

 

 

       江必旺博士是國家千人計劃特聘專家, 獲北京大學化學系學士,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博士,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博士后, 被美國Rohm and Haas 聘為Senior Scientist。 回國后創建了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納微米材料研究中心并任該中心主任, 目前中心已被評為深圳市和廣東省重點實驗室。江博士于2007年創建了蘇州納微科技有限公司 www.aickon.com)專門從事高精度、高性能和高附加值微球材料的研發和產業化。通過十多年持續不斷跨領域技術創新,突破了微球精準制造技術,被《科技日報》總編劉亞東列為中國35項卡脖子技術之一。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家可以大規模生產單分散二氧化硅色譜填料微球的公司,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同時擁有單分散硅膠和聚合物色譜填料的公司,納微高性能微球產品產品涵蓋了硅膠和聚合物色譜填料,手性色譜填料,疏水,離子交換,Protein A 親和層析介質,間隔物微球,導電金球,磁性微球,標準顆粒等。納微多項技術和產品不僅打破了國外壟斷,填補國內空白,也開創了新一代色譜填料的精準制造技術,推動了世界色譜制造技術進步。申請國內外發明專利50多項,發表SCI 文章30篇?;貒嗄瓿藙撔聞摌I外,江博士還一直堅持呼吁和推動國家增值稅改革。

 

致謝:非常感謝北大同班同學江慶紅在信息收集,文章的整理,修改和編輯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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